古耕虞的生意经

七十多年前古耕虞就说过：“经济危机，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，生产和消费是下降的，但对一个个企业来说，恰是生产效率高、成本低、质量好的企业， 淘汰效率低、成本高、质量差的企业，所谓‘大鱼吃小鱼’，大鱼不但是钱多，主要的是它生产技术高明，经营管理得法。”这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，就西方 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发表的高论。

　　1905年，古耕虞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山货世家。所谓山货，即猪鬃、牛羊皮、肠衣、桐油、白蜡、生漆、青麻等出口品，这些都是工业原料或军用物 质。古耕虞是重庆总商会会长巨贾古绥之的族孙，其父古槐青在古绥之手下做伙计，古耕虞小时则在古绥之家做幼叔的伴读。尽管寄人篱下，常受幼叔欺负，但因为 都姓古，所以古绥之的伙计、佣人和总商会的那些人都把他的幼叔称为“小少爷”，而称古耕虞为“毛少爷”，即“小小少爷”。这种奇怪的双重身份让古耕虞显得 非常早熟。

　　古绥之的正顺德字号以贩卖鸦片发家，后把资金转向经营山货，建立了同茂丰山货字号，成为清末重庆首屈一指的大商人。他的山货先是依靠重庆的英商 白理洋行运往上海出口，后来发现这种就地交售的方式很吃亏，洋商居间在重庆、上海两头吃差价。于是，便派古耕虞之父古槐青常驻长海，直接交售上海的洋行， 这样便少了一层盘剥。

　　古槐青中过秀才，有些文化，在上海期间，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由于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，民族工业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。古槐青开始热衷纺织工业，结交了一些纱业巨子，他一方面替同茂丰字号做山货出口，一方面集中精力经营属于自己的纱号，很快便致富了。

　　五四运动爆发，其影响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，总商会会长古绥之尽管不反对群众反日，甚至不得不出面“支持”学生和工人示威，但他听职员说，“小少爷”和“毛少爷”也游行队伍里时，还是大吃一惊。他亲自把二人押解到上海，交给古槐青看管，免得他们继续在重庆闹事。

　　到上海后，古耕虞考取了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预科，这是古槐青的主意，目的是要学好英文，四年后古耕虞预科毕业，不但成绩全优，还善于交际， 成了大学交谊会四川同学会的会长。圣约翰大学同学会，也叫“梵皇渡俱乐部”（因校址在上海梵皇渡路而得名）。这所学校的校友有宋子文、刘鸿生等一大批工商 界大人物，可谓民国时期工商界的“黄埔军校”，这对古耕虞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。

　　古槐青发迹后，在重庆委托他人经营，办起了一个以“吉亨”为字号的规模不大的山货行。1922年，古绥之因挟带鸦片事发而字号倒闭，古槐青便全 力经营起了他自己的买卖。但子承父业，并非接触了大工业生产的古槐青的初衷，毕业后，遵照古槐青的意思，古耕虞去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纺织专科读书，其父希 望他精通纺织技术，进而能够从事纺织实业。古耕虞在南通学习了两年，没有毕业就回家了，一方面因为色盲，不宜从事纺织技术工作；另一方面，1925年，古 槐青病重，只得不等儿子完成学业，便让其回重庆接班。古槐青将“吉亨”撤销，开办了“古青记”，实际资本六万两，名义上公开的只有八千两。按老字号规矩， 继承人无论学识地位高低，都必须拜师做学徒，古耕虞便拜其父为师，在纱号做学徒，待遇与一般学徒无异，但因受古槐青委托在重庆经营的李钰安，应付不了山货 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，只得让未出师的古耕虞前往重庆，正式接手“古青记”。当时古耕虞刚满二十岁。

　　古青记规模不大，不铺“外山”（不派人去产区设庄收购），不设洗房（没有自己的猪鬃加工工厂）。这样规模的山货字号，在重庆比比皆是。古耕虞在 重庆有两位师傅，一位是古青记经理廖熙庸，他对猪鬃收购、加工十分内行，且对古家忠心耿耿，另一位是重庆白理洋行的大班（总经理）英国人白理，白理从 1911年到1913年，与古绥之一起一度垄断了重庆猪鬃和牛羊皮的出口贸易，在重庆的山货帮眼里，他是一个身无分文，靠洋人在华特权，从古绥之的买卖中 吃回扣，拿盘子的洋掮客。在古耕虞眼里，他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。二人颇为投缘，白理将有关外贸的知识，从报关、发价、提单、装船，甚至电报密码等等，都 教给了古耕虞。后来，通过白理的关系，古耕虞考得了担任公证人和开办保险公司的资格。

　　刚到重庆的古耕虞曾经与廖熙庸有过一场冲突，廖熙庸是古槐青的“托孤重臣”，而喝过洋墨水的古耕虞对他一些老派做法，很不以为然，矛盾终于爆 发。当年春节，古耕虞主张不用挂春联，结果惹得廖熙庸大怒，大骂古耕虞为败家子，并向其父辞职。第二天，回过味来的古耕虞带着女儿，也是廖熙庸的干女儿， 以到廖家拜年为名，负荆请罪。二人重修旧好，在“企业文化”上，古耕虞也不再琢磨着怎么去“西化”了。